进入清代，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士茶由于受明代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文士的避世、出世倾向的影响，而显得纤弱萎靡，影响逐渐缩小，使得千年以来由文士领导茶文化发展潮流的局面终告结束。然而，整个中国茶文化继续发展的势头并未受到抑制。它的主流——传统的文化精神开始转向民间，深入市井，走向世俗。他继续深入发展，深入千家万户，与人门的日常生活、伦常礼仪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民族习尚。

清代后期的茶叶生产有惊人的发展，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流通领域则更为繁荣，一时茶庄、茶号纷纷出现，如江浙一带的“翁隆盛”、“汪裕泰”等百年老店，享誉一时。茶叶更以贸易的方式迅速走向世界，一度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茶进入了商业时代。

由于清代统治者，尤其是康熙、乾隆等都酷好茗饮，因此整个上层社会饮茶风习极盛。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种风习很快影响民间。有清一代，茶馆兴隆，遍及各地。茶礼、茶浴发育得更为成熟，礼神祭祖，居家待客，茶成为必尽的礼仪。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写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等人，随同贾母来到贾府的家宙拢翠庵，庵中修行的女尼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常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化窑出产的五彩小盖盅，献与贾母。茶是“老君眉”，水则是隔年积的雨水。后来，妙玉又特意在耳房为宝玉、宝钗、黛玉沏茶。妙玉拿出两只杯来，均为古玩珍奇和高级器皿。斟上好茶后，分别给宝钗、黛玉，又把自己人日常饮茶用的绿玉斗斟与宝玉。瀹茶的水，更是上品，是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当年夏天开了，才饮过一回，故而清淳无比。闲谈中，妙玉还说过这样一番话：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

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品”茶，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要配以珍贵的器皿，上等的水。数量上，“一杯为品”之类的话，尽管带有打趣性质，但总是以少为宜。在古代，杯与婉两个量词，一般说，以碗为大。从唐代卢仝的连饮七碗，到妙玉的一杯为“品”，同为品饮，千年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回顾一下古人品茶的林林总总。

中唐诗人吕温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记述；“三月三日，上巳楔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吕温描绘了一次文人茶宴的情状，可以看出，唐人品茶的要求大致是这样的，一是要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与环境。“三月三日天气新”，正是暮春时节，草长莺飞。在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环境里煎茶品饮，自然使人心醉。二是要有志同道合的茶友，所谓“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等等，都是作者的诗友，颇有“谈笑皆鸿儒”的意味。另外，当然是要煎得好茶，这样，才能获得“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的感受。

宋人强调的也大致相似，欧阳修《尝新茶》诗，记载以新茶待客之事，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较之吕温，欧阳修突出了“器洁”，品饮的要求更明确、更高一些，这显然与宋人的“斗茶”之风有关。

明朝人的要求更严格，更细致。明末的冯可宾《岕茶笺》谈到“茶宜”，提出了十三项，也就是宜于品的十三个条件。冯可宾还提出“禁忌”七条，也就是不利于饮茶的七个方面。明人许次纾《茶疏》中也有这样的论述。

古人品茶要求无非包括三个方面，即自然的、人际的、与茶本身的条件。作为饮料，力求茶质优良，水质纯净，恐怕是最基本的要求了，任何饮料莫不如此。但是，品茶却对自然环境、人际关系有相当高的要求，则是它作为一门艺术、一种修养的关键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