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其时人于此评价甚高，明代沈德符撰《野获编补遗》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人认为这种品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这种瀹饮法应该说是在唐宋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南宋及元代，民间“重散略饼”的倾向已十分明显，朱元璋“废团改散”的政策恰好顺应了饼茶制造及其饮法日趋衰落，而散茶加工及其品饮风尚日盛的历史潮流，并将这种风尚推广于宫廷生活之中，进而使之遍及朝野。

散茶被诏定为贡茶，无疑对当时散茶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此散茶加工的工艺更为精细，外形与内质都有了改善与提高，各种品类的茶和各种加工方法都开始形成。散茶的许多“名品”，也在此时形成雏形。

明人屠隆《考槃余事》列出了当时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名茶，即“虎丘”、“天池”、“阳羡”、“ 六安”、“龙井”、“天目”；而罗廪在《茶解》中则举出“虎丘”、“罗岕”、“天池”、“顾渚”、“松萝”、“龙井”、“雁荡”、“武夷”、“灵山”、“大盘”、“日铸”等佳茗。

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加工及品饮方式的简化，使得散茶品饮这种“简便异常”的生活艺术更容易、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植根于广大民间，从而使得茶之品饮艺术从唐宋时期宫廷、文士的雅尚与清玩，转变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因为有散茶的兴起，并逐渐与社会生活、民俗风尚以及人生礼仪等结合起来，才为中华茶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使得传统的“文士茶”对品茗境界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棋琴书画，而茶正可融合于其中，因此许多明初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极多，计有50多部，其中有许多乃传世佳作。夏树芳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撰《茶董》二卷，陈继儒又续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 ，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蘅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张源以长期的心得休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写《茶疏》，独精于茶理；罗廪自幼喜茶，便以亲身经历撰写《茶解》 ；闻龙撰《茶笺》；钱椿年、顾元庆先后编校《茶谱》 等等。在这些人和书中，朱权及其《茶谱》尤有杰出贡献。

朱权（1378 — 1448），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神姿秀朗，慧心敏悟，精于义学，旁通释老。年十四封宁王，后为其兄燕王未棣所猜疑，朱棣夺得政权后，将朱权改封南昌。从此朱权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用他在《茶谱》中的话来说，就是“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又说“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表明他饮茶并非只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除团茶后新的品饮方式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开清饮风气之先，为后世产生一整套简便新颖的烹饮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认为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真味，顺其自然之性。朱权构想了一些行茶的仪式，如设案焚香，既净化空气，也是净化精神，寄寓通灵天地之意。他还创造了古来无有的“茶灶”，此乃受炼丹神鼎之启发。茶灶以藤包扎，后盛颐改用竹包扎，明人称为“苦节君”，寓逆境守节之意。朱权的品饮艺术，后经盛颐、顾元庆等人的多次改进，形成了一套简便新颖的茶烹饮方式，于后世影响深远。自此，茶的饮法逐渐变成如今直接用沸水冲泡的形式。

与前代茶人相比，明代后期“文士茶”也颇具特色，其中尤以“吴中四杰”最为典型。所谓“吴中四杰”指的是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祯卿四人。这都是一些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棋琴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能够开创明季“文士茶”的新局面。其中文徵明、唐伯虎于茶一事，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品茶时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氛围的营造，这在他们的绘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像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以及唐寅的《烹茶画卷》 、《品茶图》 、《琴士图卷》 、《事茗图》 等即其代表作。图中高士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泉声、风声、古琴之声，与壶中汤沸之声合为一体；或于草亭中相聚品茗，又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茶一旦置身于自然之中，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产品了．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从宁王朱权到“吴中四杰”，茶引导了明代无数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走向隐逸的道路，是他们生活沙漠中偶逢一憩的绿洲，也是他们精神上的桃源乐土。

到了晚明，文士们对品饮之境的追求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他们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致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遭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萃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纯任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人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