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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中国茶道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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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性俭而平和,自然纯朴,这使它与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契合,茶对于重视养生之道来说也是一种修炼方法。

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以度虚无淡泊的生涯,于自然恬淡中求得生命的延续与超越,因此颇重养生之术。他们在茗饮文化中发现了适合于道家修炼的养身养性之道,认为茶乃契合自然之物,采天地之灵气,长期饮茶则可使人轻身换骨,能除污浊之气,因此把饮茶作为日常清修的辅助手段。同时在他们看来,修炼在于修心,修心的关键在于“达静”,而饮茶则能导致“入静”。历代道家对于茶的这两方面的作用一直十分重视,对后人影响颇大。

“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出自老子。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指“自己而然”,非有意造作而然的,“道”本身即“自然”之道而无所不在。在道家看来,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它的起始发生的全过程。

道家的思想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有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自然之“道”的概念逐渐普及,并且逐渐演变为功利主义的宗教。人们在日夜思考着如何得道成仙。在那一个充满狂热求仙风尚的时代,含“道”、含“生命素”成分较多的茶,自然成为成仙的灵物。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关于茶的传说,从中可以看出道家的影响。

浙江天台山,古时传为仙山。《神异记》中说,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着三头青牛,把虞洪领到一个大瀑布下,说:“我便是神仙丹丘子,听说你善于煮茶,常想得到你的惠赐。”于是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从此虞洪常以茶祭丹丘子。晋时著名炼丹之士葛洪,传说就在天台山种过茶,至今留有遗迹。

道家有许多成仙飞升的故事,往往与茶有关。《广陵耆老传》里就记载过一个故事,说是晋代有个卖茶的老婆婆,终日提壶卖茶,壶中茶仍不减,官吏视为邪道,把她抓了起来,到了夜间,她带了茶具从窗户飞走了。后世茶人在诗中常说到饮茶而羽化成仙的故事,唐诗僧皎然有诗曰: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南北朝著名道家思想家、大医学家陶弘景也是一位茶人。这位时人称为“山中宰相”的人,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他在《茶录》中说:“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唐代诗僧皎然有一首《饮茶歌送邓容》,以一个超然潇洒、自由自在似僧非僧的文人茶道家的身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等饮茶而羽化成仙的道家理想,把茶道精神推到极高的境界,充分体现了“自然之道”的玄妙,成为茶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自然之茶道或茶道之自然,不自然不成其为茶道,茶道无所不在地显示了自然。茶道也就是按照茶的“自然”要求,以“任其自然”的状态,发掘出它的天然精华以“合于自然”。所谓“天然自然”者,对茶人来说,就必须真正地以自然而然的态度与精神去合于“天然之道”,以素朴的人性与茶的本性契合。这些都是茶人从道家思想中得到启发并发展成为茶人的原则,它最终仍要归为道、儒、佛思想的共同宗旨“天人合一”。而道家也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神仙世界,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 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茶道思想对茶文化开创有着不可磨火的贡献。

唐德宗时,在江南与茶圣陆羽、诗僧皎然一起组织苕溪诗会、共襄茶事的李治(季兰)就是一位精于诗、琴,颇有名气的女道士。有人认为正是这一儒(陆羽)一僧(皎然)一道(李季兰)的组合,共同开创了陆羽江南茶饮群体的唐代文士茶格局。这些对后世中国茶道形成回归自然、参天地造化的品格,都有很大的影响。

明宁王朱权认为饮茶可以“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这正是道家对茶的认识。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层面。在物质方面,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生产出好茶;在行为上,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都要以自然为美,以朴素为美,动则如行云流水,静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举手投足之中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毫无弄巧造作;在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表现为使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的解放,心境清静、怡然、寂寞、无为,仿佛与宇宙相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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