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具，风光无限的首推紫砂，紫砂茶具经历了明供春始创，“四名家”及“三妙手”的成就过程，终于达到巅峰。也正由于它的成功加盟，一贯领先的瓷具也不甘寂寞，制作手法、施釉技术不断翻新，到清代已形成了陶瓷争妍、比肩前进的局面。而文人对茶具艺术的参与，则直接促进了其艺术含量的提高，使这一时期的作品，成了传世精品。

清代的饮茶习惯基本上仍然继承明人的传统风格，淡雅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格调。承接明代的良好势头，紫砂茶具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具体地讲，是在清初至中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这时文人极力推崇紫砂茶具，小市民、宫廷显贵及外国人，也涉足到这个圈子中来，各阶层审美情趣和要求的不同，使这一时期紫砂壶的风格也有所不同。紫砂壶在这时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大风格。第一种是传统的文人审美情趣风格。讲究壶的内在气质，单纯朴素的风格。第二种是富丽豪华，明艳精巧的市民情趣。在壶面上用各种颜色绘制出山水人物花鸟，或对壶施以各种明艳的釉色，或镶金镶银。第三种是为贸易需要而开发的外销风格。如包金银边、加制金银提梁等。

清代紫砂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复古摹古为目的，这与明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明人仿古，一方面是有大批文化遗产可供摹仿，另一方面是艺术的商品化，要求大量制作以满足市场要求。仿古不是明人的目的，在制作中，仿古的同时融入自己的想法；而清人则提倡“刻意师古”、“力追古法”，以“宛然古人”为最高原则。

清代最著名的壶艺大家当推惠孟臣、陈鸣远、陈曼生、杨彭年、吴大澂和邵大亨。

惠孟臣，宜兴人，大致生活于明末清初，他壶技出众，独树一帜，以制小壶著称于世。他的作品朱紫砂者多，白泥者少；小壶多，中壶少，大壶则极为罕见。小壶容量仅有60～100 毫升，形制有圆有扁，也有束腰平底者。后人把其作品称为“孟臣罐”，成为工夫茶饮中不可缺少的“四宝”之一。作为“孟臣罐”的鼻祖，他的作品影响着欧洲早期的制壶业，并在闽、粤、港、台地区名声最著，且经久不衰。

陈鸣远，名远，号壶隐、鹤峰、鹤邨，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江苏宜兴人。生于制壶世家，父亲陈子畦因仿制徐友泉的作品而名重一时。陈鸣远聪慧好学，技艺梢湛，雕镂兼长，善翻新样，富有独创精神，可以称紫砂壶史上技艺最为全面精熟的名师。各种淡雅的作品，他都曾涉猎，而且精致独到，以至于作品“海外竞求”。他的著名代表作有：南瓜壶、莲形银配壶、束紫三友壶等。

作为在砂壶上题写铭文以点明主题的创始者，陈鸣远十分注重从文人处获取学识和修养，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品味。他的作品，时常采用一些知名典故来表达自己与茶人的志向情操。

19史纪初，紫砂壶出现了一股新风，壶艺和诗词、书画、篆刻融为一体，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境界。陈曼生可称为其中的先行者。

陈曼生（1768 ～1822），名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又工竹刻，是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酷爱紫砂，结识了当时的制壶名家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兄妹，他以超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自出新意，仿造古式”，设计了众多壶式，交给杨氏兄妹制作。后人把这种壶称“曼生壶”。陈曼生与杨彭年开创了文艺合作的新局面，此后，文人、书画家们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同陶壶艺人合作，或题诗，或作画，直接在壶上抒发自己的情感，直将朴素至极的紫砂壶摆弄得诗意盎然，意趣横生。这一时期的书画家如瞿应绍、吴大澂、陆恢、吴昌硕、任伯年及著名文人郑板桥等，都先后介入了壶艺制作。

清代茶具，在紫砂茶具的影响下，瓷质茶具也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对砂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瓷工加入陶艺、砂壶上釉等）。同时，广州的织锦茶具、椰壳茶壶和福州的脱胎漆器茶具，还形成了对陶瓷茶具的有益补充。就烧制而言，已经臻于鼎盛，产品质量登峰造极，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

清代瓷业的烧造，还时以景德镇为龙头，福建德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的生产也蒸蒸日上，但质量和数量不及景德镇。

清代，随着我国六大茶类（即绿茶、红茶、白茶、黄茶、乌龙茶及黑茶）都开始建立各自的地位。宜兴的紫砂壶、景德镇的五彩、珐琅彩及粉彩瓷茶具的烧制迅速发展，在造型及装饰技巧上，也达到了精妙的艺术境界。清代除沿用茶壶、茶杯外，常使用盖碗，茶具登堂人室，成为一种雅玩，其文化品味大大提高。这时茶具己和酒具彻底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