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同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一作“立”。训，皋陶之一作“夫”。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一多“于”字。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成十三。子产献捷，襄二十五。臧孙谏君纳鼎，桓二。魏绛对戮杨干襄三。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间太后、穰侯。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连言：天下士为人排患难、解纷乱。

　　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此下必有阙文。盖此二句所谓忠言可称者，宜有缴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转接也。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一作“比”。

　　之小辩，曾何足云。二句单缴酬吴答虏也。是以历选载言，一多“而“字，布诸方册，自汉已下，谓两汉之后。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一脱“其”字。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旧讹“用”。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贲”、“鸜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旧作“说”。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一无“其”字。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作“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与“摹”同。一作“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讳“世”作“少”，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旧多“晋”字。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原注：若《梁史》载高祖在围中，见萧正德而谓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湘东王闻世子方等见杀，谓其次子方诸曰：“不有其废，君何以兴？”皆其类也。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中原。谓北朝。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襄十四。注见《探赜》篇。学如郯子，昭十七。注见《书志》篇，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崔鸿。修伪国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旧脱“二”字。书，必讳旧作“谓”。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北凉。乞伏，西秦。儒雅比于元封；汉武元。拓跋、元魏。宇文，北周。德音同于正始。魏文元。华而失实，过莫大蔫。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一作“也”。王劭《齐志》、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
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当有“形”字。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原注：如周太祖实名黑獭，魏本索头，故当时有童谣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子啮断索。”又曰：“獾獾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数其罪二十。诸如此事，难可弃遗。而《周史》以为其事非雅，略而不载。

　　赖君懋编录，故得权闻于后。其事不传于《北齐》，因而埋没者，盖亦多矣。

　　是则旧误“以”。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讹作“人”。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此二字一本作“杂”字。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左传》文元。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史记。留侯世家》。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役夫，坚儒。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老奴、宁馨。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二字一本例。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一作“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一作“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一作“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盲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