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木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干宝释语，不必与五志分贴。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三科，以补五志也，亦不与后文关贴。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一无“自”字。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讥马贬班，引用成语，以见作史最易招驳。勿粘看。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节中作顿挫。苟目或讹作“自”。前哲之指踪，校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其说散见诸篇之中。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一无“此”字。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圆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节中顿挫。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非关军国兴亡者。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槃亦作“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节中顿挫。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一作“槃”。

　　谑小辩，嗤鄙异闻，在小说家，可无讥也。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驯而滥入国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一作“槃”。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爱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或作“祥”。弥多，政逾劣而样式作“瑞”。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长”。《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之讹。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原注：若《汉书》载楚王嚣等来朝，《宋书》载檀道济等来朝之类是也。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一作“乃若”。百职一作“辟”，非。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推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顶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南》、《北》诸史以后，大抵皆然。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史记。项羽本纪》。石建之后廉谨相承，《史记。万石君传》。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一无“而”字。乃叙其名位，一二或作“一一”。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疑当作“近”。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一作“记”。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一作“熊”。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见后篇元凯注。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商君列传》。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一作“殊”。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推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