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旧作“录远略近”，误。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旧作“患”，误。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并《史议》原文。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并《优劣论》原文。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甚”旧作“非”。恐误。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由”通。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一讹“言”。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一作“远”，非。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一作“事”。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原注：杜预《释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亦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此一作“左”。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一作“时”。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一作“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府”字旧讹在“京兆”下。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一作“世”。

　　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即《后汉书》也。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语详于二或作“一”，非。国。《蜀志》最短，何以云然？

　　恐兼寿所撰《益部耆旧传》而言。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大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一无“者”字。但当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弟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牺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筛，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衷也，不衷于一也。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钟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一作”今”，非，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同后来”旧作“后来同”，误。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宋书》、《南齐书》，事倍于孙、习；皆有《晋史》。华、谢之所编，皆《后汉书》。语烦于班、马，此四句旧木杂乱不成语，录见篇后。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