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当有“之初”二字。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欲始重《左氏》，而竟一作“书”。不列学官。太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一作“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一作“自”。朋党，哤聒旧作“笼聒”，或作“聒笼”，并讹。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旧作“至”，误。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一作“也”。至一脱“至”字。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一无“者”字。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一作“毁”。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一有“为”字。未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或讹“文”。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一无“所”字。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一有“公”

　　字。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当有“则”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厄。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义之□者，曲以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木，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

　　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译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扎书”十字，文义方足。今脱，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大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洋。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干异国，长肉后来，语地则与鲁产旧误作“史”。

　　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一兄“者”字。

　　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旧误作“言”。

　　既而《先贤》、《耆旧》、原注：谓《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

　　《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等书，《语林》、《世说》，竟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恐当用此二字，旧作“班马”，无涉。

　　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此二字旧作“子孙”，更谬。此皆版本模糊，后人妄填之过。并列，斯则难矣。波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阂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讹。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

　　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一脱“录”字。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一作“笔”。削，盂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一作“龌龊”。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波碍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原注：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泛而论九鼎，季礼观乐而谈国风，算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原注：如郏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是也。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原注：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普士渥浊谏杀苟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未，易子而食，析骸而麇，犹无域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尖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旧作“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弹论。如《经》云：“楚子麋卒”，此四字旧止一字，又误作“薨”。

　　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昭元，及公、谷止作“公羊”，非。作《传》，重一作“不”，非。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瞆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与《汉书》句稍异。《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泉猿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此下有阙文，当补曰。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此上皆阙文，今补。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疑当作“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一作“必”。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赋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原木此下有“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九字，肆笔拂《经》，且自害志，削之乃无语病。《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原注：杜预《释例》曰：凡诸候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一脱“弑”字。隐、桓、昭、哀通《经》后之《传》为言，然“哀”字终属假借，式误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一作“代”。

　　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旧误作“韩氏”。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一讹“堂”。原注：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旧衍“其”字。哭于阳门；旧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值公，而云项实旧衍“齐”

　　字，桓旧衍“所”字。灭。《春秋》为贤者讳，原注：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传作“正“。大夫皆执国权。原注：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旧作“昭”，误，夫人；原注：出《烈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旧衍“王”

　　字。葬马；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一无“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刘向《七略》。扁鹊医疗魏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架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括记时之淆讹，可悟上片之缺。古来君子，曾无所疑。

　　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一作“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互者繇辞，将《左氏》相校，遂无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柬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疑当作“勖”。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原注：注谓注解，释谓释例。千宝藉为师范。一讹作“晋纪”。原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或作“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文在《十二诸侯年表》，但与集中史公不见《左传》之说，不相照顾。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一作“以”。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