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要籍叙录》：古典文献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最近中华书局要重印《古诗文要籍叙录》，这部书是当年我和金开诚先生合作的旧著，现在十七、八年过去，已经很难找了。回想起当年查找版本、考索文献、写作叙录的种种辛苦，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写这部书是在20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当时，金开诚先生在古典文献专业给本科大学生开一门课，名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因为一直没有教材，所以总想编一本给学生参考。我是他指导的研究生，这一设想由他提出，但具体撰写的事情便落在我的头上。原本，金开诚先生有一个简略的讲义，并不很繁琐和复杂，选的书目也不算多，他只是想让我在讲义基础上稍加添补增删，可是，那时我多少有一些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彻底重做，于是便拟定了一个书目，一一在图书馆按图索骥，从古典成书的经过，到版本的流传系统，从注释体例的好坏，到注释是否准确，从收录是否遗缺，到内容是否有伪，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现在说起来，古典文献仿佛是一个枯燥的专业，不过，对于一个耽误十年才有机会读书的人来说，这个机会却是很珍贵的，每天在故纸堆里，没有觉得丝毫的辛劳，相反，倒是从已经如烟的往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历史隐情，于是乐此不疲。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近乎刻板的工作流程，先是翻检图书馆的卡片柜确定现存诸本，查阅大批藏书目录确定曾经流传的版本，借阅最典型和最容易到手的版本来对比，最后抽取若干卷的文字、注释，与可以对勘的各种资料来考察，这些繁琐的工作占去了大半时间。不知为什么，现在记忆中留下的断片，除了夏热冬寒，挤车艰难之外，总有柏林寺图书卡片柜里让人打喷嚏的灰尘，有在北京图书馆对面朝鲜冷面馆门口蹲着吃面的情景，有在黄得发脆的旧书中发现资料的喜悦。
这部书选择和叙述的，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120种最重要的诗歌和散文的总集（包括选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的体例是，第一梳理这些文献的成书、刊刻、流传，第二是考察这些总集、别集和诗文评的内容缺佚和真伪，第三是讨论它的选本和注本优劣。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不免要在古书堆里花大量时间反复翻检比对。日复一日地查对、比照、阅读，总是有一些发现，也有一些心得，这些大大小小的心得被写在了这部书里。举几方面的例子：
在关于文学古籍成书的考察方面。如对《全唐文》所据底本的考证，我从清代人的文集和笔记中，证明了清代官修《全唐文》，是因为用了陈邦彦的旧本《唐文》，才能如此速成，这一结论好像至今还被学界引用；又如在对比《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以及各种笔记中宋人所引所传《河岳英灵集》佚文中，发现今本《河岳英灵集》应当是殷璠天宝十二载的二次重编本，因此评论、选录、小传，都与天宝四载初编本已经有差异，反映了天宝四载以后的八年间，殷璠以及当时人对诗歌和诗人评价的变化，可是现在人讨论殷璠，却多据后来的传本，而这一点却至今还没有人特别注意。再如考证杜牧最成问题的《续别集》，我曾经引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文苑英华》彭叔夏、周必大校勘记和清代《居易录》，指出今天的杜集之所以混入相当多的许浑诗，可能问题就出在宋代所刻的这个《续别集》上，而这个《续别集》由于被收入《全唐诗》，所以才造成了很多麻烦。
在对古籍的对比校勘方面。比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韦苏州集》，我在书中曾经指出它虽然屡经补辑，但诸本仍误收了他人的几首诗，但又漏收了《文苑英华》所载的《春雪》、《龙潭》、《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等三首；又如，我曾以《中州集》、《元文类》与金元两代各种文集的对校，指出原来以为颇全颇精的《滏水集》、《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公全集》、《道园学古录》中，其实有不少文字之误和收录缺遗，这反而证明这两个总集和选集的版本价值。记得当时在撰写各种宋金元别集时，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总集选集以及《永乐大典》、各种笔记、各种类书大体翻检过，所以，常常在讨论传世各种别集时一一对比，因而很多现存别集缺收的遗文逸诗，像范成大《石湖集》、赵秉文《滏水集》、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刘因《静修集》、萨都剌《雁门集》等等，我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这也许对研究这些文学家的人有所助益。
在关于注释的讨论方面。我曾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旧注，也仔细地抽查了一些古人的注释，发现古注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穿凿附会地解释背景，像我在书中指出蒋师钥注释阮籍诗时对历史的穿凿附会，汤汉注陶渊明晋宋易代时的诗歌时的“微旨”，冯浩对李商隐感兴咏怀诗中牛、李党争背景的刻意求索，姚文燮注李贺诗对政治影射的迂曲说解；二是不管具体语境，一律照字面相似引证，因而不能准确解释字义，像书中说到的蒋清翊注王勃《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四句，姚文燮注李贺《塞下曲》之“席羁”，方世举注韩愈《山石》诗之“荦确”，陈元龙注周邦彦《琐窗寒》之“剪烛西窗”等等。这些都是用了很仔细的排纂对照的功夫一一发掘出来的例证，也许对于古注的理解会有好处。不过，也许是当年好胜逞强的缘故罢，对于各种注本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批评，像对著名的赵殿成注王维诗《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中的“七圣”之误、王琦注李白诗《思边》中的“西山”之误，王嗣奭注杜甫《绝句》中的“西岭”之误等等，多少都要进行一些批评，直到几年以后我自己选注唐诗的时候，爬梳检寻，反复推敲，才知道注释之难，因而也对当年过度苛刻的评价标准有了一些反省和检讨。
可当时总觉得不能人云亦云，总觉得要说一些自家的东西，所以很努力地阅读和发掘。于是，虽然书中也参考也依傍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但毕竟也有不少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发现。比如关于宋代《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的生平，就是我自己从各种地方志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清人萨龙光对于萨都剌生平的编年，就是我自己钩辑资料来驳正的。这种发现的惊讶常常有，在对每一种书的细心阅读中，常常会让我产生莫名的错愕，因为有些听上去名气很大的著作，却常常会有常识上的毛病，一些平常不会产生疑问的地方，却在仔细地比对中被看出了错误，而稍稍深入追问，却能发现很多蹊跷。再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全金元词》收录、校勘和小传的疏漏，像新影印本《宋诗别裁集》作者介绍的张冠李戴等等，真的让人觉得奇怪。至于在阅读比对中发现古人注释的错误，古籍中的误收和漏收，编纂体例的混乱，更是不胜枚举。这倒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胡适说要“在不疑处有疑”。
尽管很久以来，我的兴趣转向了禅宗史、道教史和思想史研究，没有再做这样的文献研究，不过，在读研究生期间，这一次和金开诚先生合作进行古代诗文典籍的考察和研究，却成了我后来做学问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读前四史，做中国史学史）。曾有老一辈学者告诉我说，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只要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是来自经学的训练，还是来自二十四史，是打了《说文》的基础，还是读透了《四库全书总目》，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打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后来做《唐诗选注》也好，做《中国思想史》也好，就得益于这种阅读大量文集的经验，至今，当年为查找资料而收集的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各种目录及其索书号，当年在图书馆里翻书抄录的卡片资料，还时时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常见的文献，它就好像是潜藏在记忆体里的资源，在激活的时候可以重新浮出水面。
常常和朋友谈起，如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让人满意。原来从基本文献中爬梳资料重建古代文学历程的基本传统，好像现在不那么受人敬畏了，本来是入门的文学史教科书加上以嚼饭喂人的文学作品选，却好像成了现成的框架被人们方便地套用。特别是，三两个被翻译的舶来洋词，好像在很堂皇地指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路，而貌似新潮的那些汉学家的绕路说禅，原本只是避免古文献释读困难的借口，却仿佛成了金科玉律。最近，我看了一些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始终搞不明白，既然有这么丰富而生动的古代中国文学世界，为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却如此狭窄而陈旧，好像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似的，所有的翻新出奇，似乎都靠着“乘坐概念和名词的纸飞机”，在想象的空中一边翻滚一边俯瞰，觉得这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更感到这种悬浮在古典文献之上，仅仅凭着教科书和作品选作为指南来寻找课题的风气，实在让人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在这样的时候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