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 （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 （1850-1922）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 （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此外，翁同龢（1830-1904）、吴大澂（1835-1902）等亦有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