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代茶道相比，宋代茶道则走向多极。

文人茶道有炙茶、碾茶、罗茶、候茶、温盏、点茶过程，追求借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气度。许多文人对饮茶之道和饮茶悟道有细腻入微的描述，如陆游《北岩采新茶》一诗，“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四句二十个字把饮新茶的口腔感和心理感觉表现得贴切人微。黄庭坚《阮郎归》一词中的“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余清搅夜眼，十分精细地表现了饮茶后怡清悦志的感受。

宫廷茶道则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 “冲淡简洁，韵高致静”, “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就是宫廷茶道有代表性的思想和精神追求。

佛家则以“茶禅一味”悟茶道。唐德宗兴元年（784 ）怀海百丈禅师创立的首部禅林法典《百丈清规》，以名目繁多的茶礼来规范寺院的茶事活动。径山茶宴是个典型例子：一群和尚办“茶宴”待客，僧徒围坐，边品茗边论佛，边议事边叙景，意畅心清，清静无为，茶佛一味，别有一番清趣。

在宋代，民间还盛行以斗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活动。

宋明时期是中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未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谱》）。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末冯可宾在《芥茶笺》一书中讲“茶宜”十三个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茶忌”七条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反映了中国茶道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思想，以中国道德观念为追求目标。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使生命行动和自然妙理一致，使生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使人融人大自然，这样就能感应大自然。茶人之间也要和谐，“主客不韵”, 便会扫兴。冯可宾的茶道比赵佶的茶道又深入一层。赵佶关心的是把茶煮好，冯可宾关心的是煮好茶的前提下把茶品好。

明清时代，明太祖朱元璋改砖饼茶为散茶，紫砂茶壶逐渐兴起，茶由烹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为简单。但茶道仍强调水质、茶具、茶叶俱佳，并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还要重视饮茶环境，“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明代张源《茶录》）。

现代古茶道虽然衰微，却未失传。据《金陵野史》载：抗战之前，中国茶道专家夏自怡曾在金陵举行茶道集会，所用为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狮峰明前等3 种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台第二泉，茶道过程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六项礼序。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传统茶道又得到复兴和弘扬，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茶艺（道）队。

茶和茶道的故乡都在中国。“茶道”不是外来的，而是随着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向国外输出的。中国茶道在走向海外的历程中，对于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正是由于长期和多方面地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日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日木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