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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宋至明代是中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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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代茶道相比,宋代茶道则走向多极。

文人茶道有炙茶、碾茶、罗茶、候茶、温盏、点茶过程,追求借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气度。许多文人对饮茶之道和饮茶悟道有细腻入微的描述,如陆游《北岩采新茶》一诗,“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四句二十个字把饮新茶的口腔感和心理感觉表现得贴切人微。黄庭坚《阮郎归》一词中的“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余清搅夜眼,十分精细地表现了饮茶后怡清悦志的感受。

宫廷茶道则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 “冲淡简洁,韵高致静”, “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就是宫廷茶道有代表性的思想和精神追求。

佛家则以“茶禅一味”悟茶道。唐德宗兴元年(784 )怀海百丈禅师创立的首部禅林法典《百丈清规》,以名目繁多的茶礼来规范寺院的茶事活动。径山茶宴是个典型例子:一群和尚办“茶宴”待客,僧徒围坐,边品茗边论佛,边议事边叙景,意畅心清,清静无为,茶佛一味,别有一番清趣。

在宋代,民间还盛行以斗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活动。

宋明时期是中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未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谱》)。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末冯可宾在《芥茶笺》一书中讲“茶宜”十三个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茶忌”七条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反映了中国茶道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思想,以中国道德观念为追求目标。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使生命行动和自然妙理一致,使生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使人融人大自然,这样就能感应大自然。茶人之间也要和谐,“主客不韵”, 便会扫兴。冯可宾的茶道比赵佶的茶道又深入一层。赵佶关心的是把茶煮好,冯可宾关心的是煮好茶的前提下把茶品好。

明清时代,明太祖朱元璋改砖饼茶为散茶,紫砂茶壶逐渐兴起,茶由烹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为简单。但茶道仍强调水质、茶具、茶叶俱佳,并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还要重视饮茶环境,“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明代张源《茶录》)。

现代古茶道虽然衰微,却未失传。据《金陵野史》载:抗战之前,中国茶道专家夏自怡曾在金陵举行茶道集会,所用为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狮峰明前等3 种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台第二泉,茶道过程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六项礼序。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传统茶道又得到复兴和弘扬,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茶艺(道)队。

茶和茶道的故乡都在中国。“茶道”不是外来的,而是随着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向国外输出的。中国茶道在走向海外的历程中,对于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正是由于长期和多方面地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日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日木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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